阅读下文，回答111—115题。

 史学原以记述近现代事实为主要任务，任何时代的近现代史都是史学家的研究中心。史学容易触犯政治禁忌，成为文字狱和其他变相文字狱的主要对象。清代的文字狱几乎等于历史狱。朴学反是，以经学为中心，以小学(文字学)的训诂、音韵等为附庸，在其范围内的诸子、古史考证、地理、方志等等，都和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系。清代顺、康、雍、乾文网太密。文字狱大兴之后，史学因为首当其冲而大衰，考证学因为可以避祸而极盛，便是明证。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经的时期特别长，君主权威无限大，一切都被严密控制，学术界便越来越明显地出现这种极其反常的怪现象：现代史成为空白点，近代史成为薄弱点，古代史成为集中点，越古越厚，越今越薄，甚至有古无今，许多学者都成为“信而好古”者。这自然是由于统治者极端专制和极端愚民造成的，而学术界死气沉沉，学术家畏难避祸，以古代史为防空洞、避风港，也是无法辩解和否认的原因。明末清初许多伟大的史学家，在国变之后，毅然决然地都要集中余生精力，就亲身见闻去私编《明史》。《明史》就是他们的近代史。当时，从学术界老前辈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到万斯同、全祖望等大史学家，多专心致志私著《明史》，把私著《明史》看作高于一切的神圣任务。黄、万、全等清初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，因为在二十四史中，只有《史记》敢于写到“今上”即当代史。在明代以前，如后汉初修的《前汉书》，唐初的官修《隋书》，元初的官修《宋史》等，均属隔代修史，而且出于官修，那是根本谈不上史德问题的。在清代以后，如民国初年以清朝遗老为主官修的《清史稿》，等于清王朝的奴才为清王朝的主子服务，也是可鄙的。只有明清问的一大群史学家敢于不惜牺牲、无所畏惧地私著信史实录，确为难能可贵，这是中国史学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。这也可见史学是以同现实有密切关系的近现代历史为中心的，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是大智大勇者，缺乏勇敢精神，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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